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获结项优秀
来源：社科规划办 发布日期：2022-02-24 09:02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批准号：16ZDA195
所在学科：外国文学·中国文学
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及单位：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
进行时间：2016.12-2021.12
最终成果：《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共七卷）
代表性论文和论著：
1.《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The ante-narrative on bronze wares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Neohelicon 2018年第1期；
3. Chinese Narratologies，Springer出版社，2021年；
4.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5.《论叙事传统》，《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
6. 《楚帛书四神时空属性再探——兼论中国上古神话空间优势型时空观》，《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
7.《马克思、布兰维里耶与生物学种族主义——论福柯“胜利者史学”的谱系》，《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8．《要素与关系：中西叙事差异试探》，《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9.《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期；
10．《从八蛮进宝瓷瓶看全球化进程对叙事传统的冲击：兼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2019年第3期。
二、研究背景
传统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形成于过去又不断作用于当下，为了讲好当下的中国故事，需要回过头来认真观察自己的叙事传统，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养分。此外，要获得对自身叙事传统的深刻理解，还须将其与西方的叙事传统作比较，此即王国维所云“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他甚至还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本研究坚持以对中国传统的讨论为主线，西方传统则是以副线和参照对象的方式存在。这种“以西映中”的主副线交织，或许会比不具立场的“平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比较中西双方的叙事传统，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深化对自己一方的认识——研究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存在什么立场超然的比较研究。只有把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客观地比较彼此的长短、多寡与有无，才能发现自己过去看不到的盲区，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及“因何如此”。
本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纠正20世纪初年以来低估本土叙事的偏见。众所周知，欧美小说的大量输入与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在效仿西方小说模式的同时，一种认为中国小说统统不如西洋小说的论调也在学界占了上风。如果以大范围和长时段的眼光回望历史并与西方作比较，便会认识到没有什么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标准──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内涵、渊源与历史，高峰与低谷呈现的时间亦有错落，其形态与模式自然会有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对它们作高低优劣之判断。中国叙事传统如崇山峻岭般逶迤绵延数千年，每个时代的每种文体都对故事讲述艺术作出了贡献，且不说史传、传奇、杂剧和章回小说等人所共知的叙事高峰，过去只从抒情角度看待的诗词歌赋——包括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宋词等在内，其中亦有无数包含叙事成分的佳作，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储藏量极为丰富的宝库。作为这笔无价遗产的继承人，中国的叙事学家有条件做出超越国际同行的理论贡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没有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大潮，没有历史创伤的痊愈和文化自信的恢复，就不会有本研究的应运而生。
三、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一）内容概述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涉及的范围广阔，本研究突破以小说为叙事学主业的路径依赖，将中西比较的对象扩大到包括作为初始叙事的神话、民间种种涉事行为与载事器物、戏剧与相关演事类型、含事咏事的诗歌韵文以及小说与前小说类小说等。扩大研究范围是因为如果完全依赖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叙事文本，无视汇入中西叙事传统这两条历史长河的八方来水，对它们所作的比较研究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本研究当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叙事载体，选择以上对象作中西比较，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它们与叙事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强关联：神话是人类最早的讲故事行为，在叙事史上的凿空作用自不待言；民间叙事作为“在野的权威”和“地方性知识”，对叙事传统的形成有一种潜移默化地影响；戏剧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大众接受故事的主要来源，其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远超别的叙事形态；诗歌的叙事成分经常被其抒情外衣所遮蔽，因此有必要彰显其“讲故事”属性；小说及其前身一直是叙事传统最重要的体现者，更需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予以深化和推进。
（二）重要观点
1. 中西文化在感官倚重上的不同，导致叙事形式各有不同
既然是对中西叙事传统作比较研究，就一定要找出两者差异的根源所在。中西叙事的不同源于各自的语言观、形式观乃至相关观念后面的文化，而归根结底又是因为中西文化在视觉和听觉上各有倚重。在听觉模糊性与视觉明朗性背景之下形成的两种冲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语言表述，而且渗透到中西文化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之中。以故事中事件的展开方式为例，趋向明朗的西式结构观（源自亚里士多德）要求保持事件之间的显性和紧密的连接，顺次展开的事件序列之中不能有任何不相连续的地方，这是因为视觉文化对一切都要作毫无遮掩地核查与测度；相反，趋向隐晦的中式结构观则没有这种刻板的要求，事件之间的连接可以像“草蛇灰线”那样虚虚实实断断续续，这也恰好符合听觉信息的非线性传播性质。所以西式结构观一味关心代表连贯性的“连”，而中式结构观中除了“连”之外还有“断”。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叙事并不新鲜，从感觉倚重角度入手却是首次。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一直在念兹在兹地思考为什么它会是如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种样貌，接触到麦克卢汉的“中国人是听觉人”之论后，感到他的猜测与团队此前的认识多有契合，中国传统叙事的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等表现，只有与听觉的模糊性联系起来，才能理得顺并说得通，将“媒介即信息”（感知途径影响信息传播）这一思路引入研究，许多与中国叙事传统有关的问题获得了更为贯通周详、更具理论深度的解答。
2.生产方式对叙事传统亦有影响，新形势下的中国叙事应与时俱进
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不同的中西叙事传统。西方人历史上大多为海洋与游牧民族，他们习惯于在草原、大海与港湾之间穿行，其讲述的故事因而更多涉及远方、远行与远征。相比之下，农耕文化导致国人更为留恋身边的土地家园与熟人社会。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人们因而更愿意遵循“父母在，不远游”和“一动不如一静”的古训。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和陌生人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由于叙事传统的惯性作用，我们这边直到晚近仍然热衷于讲述熟人熟事，以异域远方为背景的叙事作品堪称凤毛麟角，人们习惯欣赏的仍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王蒙有部反映国门内故事的长篇小说就叫《这边风景》）。
古代叙事较少涉及出游、远征与冒险，表面看来似乎说明国人缺乏勇气与冒险精神，但实际上这是顺应时势的一种大智慧。古代中国人主要是农民，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能维持基本的衣食自给，这种无需外求的生活导致我们的祖先缺乏对异域的向往与好奇。中国能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人选择了稳扎稳打的发展模式。不过放眼未来发展，形成于农耕时代的中国叙事传统亟待变革。全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天下的国民，不可能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一国之民拥有何种视野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的故事有密切关系。
3.中华文明垂千年而不毁，与中国叙事传统的群体维系功能有关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古文明中硕果仅存，中华民族这一人数最多的群体之所以存续至今而未分裂，与我们叙事传统的维系功能大有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会讲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许多民族都曾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四分五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发展历程虽然也是人数越聚越多，圈子越划越大，但这个圈子并没有像其他圈子那样因为不断扩大而崩裂，这与我们祖先善于用故事激发出群体感有关。
中国故事关乎“中国”，这一名称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中国”不会永远只指西周京畿一带黄河边上的小地方，秦汉以来中原以外地区不断“中国化”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中心对边缘、中央对地方具有难以抗拒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还要看到汉语中“中国”之“国”是与“家”并称，这一表述的潜在意思是邦国即家园，国家对国人来说是像家一样可以安顿身心的温暖地方。由于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无故征伐与屠戮，因而也就没有世界上一些民族间那种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分裂，而是这种分裂总会被更为长久的大一统局面所取代；中华民族内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噪音，而是这些噪音总会被更为强大的和谐之声所压倒。历史经验告诉国人，分裂战乱导致生灵涂炭，海晏河清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家国团圆在我们这里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一般情况下老百姓不会像上层人士那样关心政治，而在中国，统一却是从上到下的全民意志，有分裂言行者无一例外被视为千秋罪人，这一叙事传统从古到今没有变化。
四、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为建构更具普适性的叙事学理论体系铺平了道路
本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为建设更具普适性的叙事理论体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叙事学在西方兴起之初，一些学者效仿语言学模式总结过各种各样的“叙事语法”，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主要在于“取样”的范围过于褊狭。要想让一门理论具备普遍适用性，创立者须有包容五湖四海的胸怀。但西方叙事学主要表现为对欧美叙事规律的归纳和总结，验之于西方之外的叙事实践未必全都有效。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让诞生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理论学科。通过深入比较中西叙事传统，有可能实现对叙事规律的总体归纳，实现对叙事各层面各种可能性的全面总结，这样的叙事学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二）为叙事传统比较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厘定了关键概念
本研究的另一学术价值，是为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研究确定了一套常用的概念体系，这对建设有别于西方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有重要意义。福柯指出只有话语创新和范式转换才有可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创始”，课题组朝此目标迈出一大步，对以下四个关键性概念作了专门论述。其一为“叙事”，此前对其的认识多从语义出发而未深入本质，本研究将其还原为讲故事行为，指出叙事最初是一种诉诸听觉的信息传播，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传媒变革为后世的叙事行为增添了多少手段，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未摆脱对原初“讲”故事行为的模仿。其二为“叙事传统”，课题组对这一概念作了首次界定，将其定义为世代相传的故事讲述方式——包括叙事在内的所有活动都会受惯性支配，惯性力量导致“路径依赖”不断自我强化，对故事的讲述习惯就是这样逐步发展成叙事传统。其三为“中国叙事传统”，课题组认为始于先秦时代的重视记言、多用引征、意象与隐喻，提倡简练与含蓄等，影响了代复一代的叙事，成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显性特征。其四为“西方叙事传统”，学界包括西方从未梳理这一对象，课题组对其作了系统考辨，指出古希腊罗马文学之所以在西方叙事史上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它为未来的故事讲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三）为本领域及相关研究开辟出新的资料文献来源
叙事如罗兰·巴特所言存在于一切地方，鲁迅曾说为官方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本研究专辟“民间叙事传统”这一子课题，把以往不受关注的民间谱牒等纳入叙事研究的视野，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搜寻等手段，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世界数字图书馆等收集到中西私修家谱数百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还将目光投向语言文字之外的陶瓷图像，陶瓷器物上的人物故事图因具有“以图传文、以图演文、以图补文”的功能，加之万年不腐带来的高保真特性，可以作为文字文献的重要补充。瓷器为中国的物质符号，瓷都景德镇就在课题组多数成员的家乡江西，本研究充分利用了这一本土优势。此外，课题组成员这几年遍访国内外博物馆、研究所、展览会、古玩店与拍卖行等，通过现场拍摄、网站搜索及向私人收藏家购买等多种途径，收集到中西陶瓷图片8000余幅，其中包括中国外销瓷和“中国风”瓷上的1500幅图像，它们构成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众所周知，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球有最早也最广泛地流通，许多欧洲人之所以知道中国文化，最初便是通过景德镇外销瓷上的人物故事图。为了将陶瓷图像与其他材质的图像进行比对研究，课题组还收集了大量漆器、金银器、玉雕、木雕、竹雕、砖石雕、象牙雕、木版年画、壁画、糕模等民间器物上的图像，并对其进行了分类整理，建成了一座非语言文字的民间器物图像数据库。
五、首席专家简介
傅修延，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叙事学相关著作有《讲故事的奥秘》（1993、2020）、《先秦叙事研究》（1999、2007）、《叙事：意义与策略》（1999）、《文本学》（2004、2005）、《中国叙事学》（2015、2016年中文版，2020年斯普林格出版社英文版）和《听觉叙事研究》（2021）等。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著《中国叙事学》和论文《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与三等奖，论文《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主持完成过五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与重大各一），七次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编辑：洪冰）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批准号：16ZDA195
所在学科：外国文学·中国文学
项目负责人（首席专家）及单位：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
进行时间：2016.12-2021.12
最终成果：《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共七卷）
代表性论文和论著：
1.《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2“The ante-narrative on bronze wares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Neohelicon 2018年第1期；
3. Chinese Narratologies，Springer出版社，2021年；
4.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5.《论叙事传统》，《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
6. 《楚帛书四神时空属性再探——兼论中国上古神话空间优势型时空观》，《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
7.《马克思、布兰维里耶与生物学种族主义——论福柯“胜利者史学”的谱系》，《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8．《要素与关系：中西叙事差异试探》，《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
9.《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期；
10．《从八蛮进宝瓷瓶看全球化进程对叙事传统的冲击：兼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文学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2019年第3期。
二、研究背景
传统的一大意义在于其形成于过去又不断作用于当下，为了讲好当下的中国故事，需要回过头来认真观察自己的叙事传统，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养分。此外，要获得对自身叙事传统的深刻理解，还须将其与西方的叙事传统作比较，此即王国维所云“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他甚至还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本研究坚持以对中国传统的讨论为主线，西方传统则是以副线和参照对象的方式存在。这种“以西映中”的主副线交织，或许会比不具立场的“平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比较中西双方的叙事传统，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深化对自己一方的认识——研究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存在什么立场超然的比较研究。只有把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客观地比较彼此的长短、多寡与有无，才能发现自己过去看不到的盲区，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及“因何如此”。
本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就是纠正20世纪初年以来低估本土叙事的偏见。众所周知，欧美小说的大量输入与中国小说的现代换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但在效仿西方小说模式的同时，一种认为中国小说统统不如西洋小说的论调也在学界占了上风。如果以大范围和长时段的眼光回望历史并与西方作比较，便会认识到没有什么置之四海而皆准的叙事标准──中西叙事各有不同的内涵、渊源与历史，高峰与低谷呈现的时间亦有错落，其形态与模式自然会有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对它们作高低优劣之判断。中国叙事传统如崇山峻岭般逶迤绵延数千年，每个时代的每种文体都对故事讲述艺术作出了贡献，且不说史传、传奇、杂剧和章回小说等人所共知的叙事高峰，过去只从抒情角度看待的诗词歌赋——包括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宋词等在内，其中亦有无数包含叙事成分的佳作，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储藏量极为丰富的宝库。作为这笔无价遗产的继承人，中国的叙事学家有条件做出超越国际同行的理论贡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没有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大潮，没有历史创伤的痊愈和文化自信的恢复，就不会有本研究的应运而生。
三、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一）内容概述
中西叙事传统比较涉及的范围广阔，本研究突破以小说为叙事学主业的路径依赖，将中西比较的对象扩大到包括作为初始叙事的神话、民间种种涉事行为与载事器物、戏剧与相关演事类型、含事咏事的诗歌韵文以及小说与前小说类小说等。扩大研究范围是因为如果完全依赖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叙事文本，无视汇入中西叙事传统这两条历史长河的八方来水，对它们所作的比较研究无法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本研究当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叙事载体，选择以上对象作中西比较，是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它们与叙事传统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强关联：神话是人类最早的讲故事行为，在叙事史上的凿空作用自不待言；民间叙事作为“在野的权威”和“地方性知识”，对叙事传统的形成有一种潜移默化地影响；戏剧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大众接受故事的主要来源，其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远超别的叙事形态；诗歌的叙事成分经常被其抒情外衣所遮蔽，因此有必要彰显其“讲故事”属性；小说及其前身一直是叙事传统最重要的体现者，更需要在前人工作基础上予以深化和推进。
（二）重要观点
1. 中西文化在感官倚重上的不同，导致叙事形式各有不同
既然是对中西叙事传统作比较研究，就一定要找出两者差异的根源所在。中西叙事的不同源于各自的语言观、形式观乃至相关观念后面的文化，而归根结底又是因为中西文化在视觉和听觉上各有倚重。在听觉模糊性与视觉明朗性背景之下形成的两种冲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语言表述，而且渗透到中西文化中人对事物的认识之中。以故事中事件的展开方式为例，趋向明朗的西式结构观（源自亚里士多德）要求保持事件之间的显性和紧密的连接，顺次展开的事件序列之中不能有任何不相连续的地方，这是因为视觉文化对一切都要作毫无遮掩地核查与测度；相反，趋向隐晦的中式结构观则没有这种刻板的要求，事件之间的连接可以像“草蛇灰线”那样虚虚实实断断续续，这也恰好符合听觉信息的非线性传播性质。所以西式结构观一味关心代表连贯性的“连”，而中式结构观中除了“连”之外还有“断”。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叙事并不新鲜，从感觉倚重角度入手却是首次。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一直在念兹在兹地思考为什么它会是如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种样貌，接触到麦克卢汉的“中国人是听觉人”之论后，感到他的猜测与团队此前的认识多有契合，中国传统叙事的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等表现，只有与听觉的模糊性联系起来，才能理得顺并说得通，将“媒介即信息”（感知途径影响信息传播）这一思路引入研究，许多与中国叙事传统有关的问题获得了更为贯通周详、更具理论深度的解答。
2.生产方式对叙事传统亦有影响，新形势下的中国叙事应与时俱进
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不同的中西叙事传统。西方人历史上大多为海洋与游牧民族，他们习惯于在草原、大海与港湾之间穿行，其讲述的故事因而更多涉及远方、远行与远征。相比之下，农耕文化导致国人更为留恋身边的土地家园与熟人社会。出门在外必然造成有违人性的骨肉分离，人们因而更愿意遵循“父母在，不远游”和“一动不如一静”的古训。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方异域和陌生人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由于叙事传统的惯性作用，我们这边直到晚近仍然热衷于讲述熟人熟事，以异域远方为背景的叙事作品堪称凤毛麟角，人们习惯欣赏的仍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王蒙有部反映国门内故事的长篇小说就叫《这边风景》）。
古代叙事较少涉及出游、远征与冒险，表面看来似乎说明国人缺乏勇气与冒险精神，但实际上这是顺应时势的一种大智慧。古代中国人主要是农民，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能维持基本的衣食自给，这种无需外求的生活导致我们的祖先缺乏对异域的向往与好奇。中国能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人选择了稳扎稳打的发展模式。不过放眼未来发展，形成于农耕时代的中国叙事传统亟待变革。全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天下的国民，不可能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一国之民拥有何种视野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的故事有密切关系。
3.中华文明垂千年而不毁，与中国叙事传统的群体维系功能有关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古文明中硕果仅存，中华民族这一人数最多的群体之所以存续至今而未分裂，与我们叙事传统的维系功能大有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会讲故事，但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好，许多民族都曾以自己为主导发展成规模极大的群体，后来却因内部噪音太多而走向四分五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发展历程虽然也是人数越聚越多，圈子越划越大，但这个圈子并没有像其他圈子那样因为不断扩大而崩裂，这与我们祖先善于用故事激发出群体感有关。
中国故事关乎“中国”，这一名称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中国”不会永远只指西周京畿一带黄河边上的小地方，秦汉以来中原以外地区不断“中国化”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中心对边缘、中央对地方具有难以抗拒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还要看到汉语中“中国”之“国”是与“家”并称，这一表述的潜在意思是邦国即家园，国家对国人来说是像家一样可以安顿身心的温暖地方。由于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无故征伐与屠戮，因而也就没有世界上一些民族间那种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分裂，而是这种分裂总会被更为长久的大一统局面所取代；中华民族内部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噪音，而是这些噪音总会被更为强大的和谐之声所压倒。历史经验告诉国人，分裂战乱导致生灵涂炭，海晏河清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家国团圆在我们这里是最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局。一般情况下老百姓不会像上层人士那样关心政治，而在中国，统一却是从上到下的全民意志，有分裂言行者无一例外被视为千秋罪人，这一叙事传统从古到今没有变化。
四、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为建构更具普适性的叙事学理论体系铺平了道路
本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通过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为建设更具普适性的叙事理论体系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叙事学在西方兴起之初，一些学者效仿语言学模式总结过各种各样的“叙事语法”，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归于失败，原因主要在于“取样”的范围过于褊狭。要想让一门理论具备普遍适用性，创立者须有包容五湖四海的胸怀。但西方叙事学主要表现为对欧美叙事规律的归纳和总结，验之于西方之外的叙事实践未必全都有效。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让诞生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理论学科。通过深入比较中西叙事传统，有可能实现对叙事规律的总体归纳，实现对叙事各层面各种可能性的全面总结，这样的叙事学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二）为叙事传统比较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厘定了关键概念
本研究的另一学术价值，是为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研究确定了一套常用的概念体系，这对建设有别于西方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有重要意义。福柯指出只有话语创新和范式转换才有可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创始”，课题组朝此目标迈出一大步，对以下四个关键性概念作了专门论述。其一为“叙事”，此前对其的认识多从语义出发而未深入本质，本研究将其还原为讲故事行为，指出叙事最初是一种诉诸听觉的信息传播，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传媒变革为后世的叙事行为增添了多少手段，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未摆脱对原初“讲”故事行为的模仿。其二为“叙事传统”，课题组对这一概念作了首次界定，将其定义为世代相传的故事讲述方式——包括叙事在内的所有活动都会受惯性支配，惯性力量导致“路径依赖”不断自我强化，对故事的讲述习惯就是这样逐步发展成叙事传统。其三为“中国叙事传统”，课题组认为始于先秦时代的重视记言、多用引征、意象与隐喻，提倡简练与含蓄等，影响了代复一代的叙事，成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显性特征。其四为“西方叙事传统”，学界包括西方从未梳理这一对象，课题组对其作了系统考辨，指出古希腊罗马文学之所以在西方叙事史上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原因在于它为未来的故事讲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三）为本领域及相关研究开辟出新的资料文献来源
叙事如罗兰·巴特所言存在于一切地方，鲁迅曾说为官方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本研究专辟“民间叙事传统”这一子课题，把以往不受关注的民间谱牒等纳入叙事研究的视野，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搜寻等手段，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世界数字图书馆等收集到中西私修家谱数百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还将目光投向语言文字之外的陶瓷图像，陶瓷器物上的人物故事图因具有“以图传文、以图演文、以图补文”的功能，加之万年不腐带来的高保真特性，可以作为文字文献的重要补充。瓷器为中国的物质符号，瓷都景德镇就在课题组多数成员的家乡江西，本研究充分利用了这一本土优势。此外，课题组成员这几年遍访国内外博物馆、研究所、展览会、古玩店与拍卖行等，通过现场拍摄、网站搜索及向私人收藏家购买等多种途径，收集到中西陶瓷图片8000余幅，其中包括中国外销瓷和“中国风”瓷上的1500幅图像，它们构成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众所周知，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在全球有最早也最广泛地流通，许多欧洲人之所以知道中国文化，最初便是通过景德镇外销瓷上的人物故事图。为了将陶瓷图像与其他材质的图像进行比对研究，课题组还收集了大量漆器、金银器、玉雕、木雕、竹雕、砖石雕、象牙雕、木版年画、壁画、糕模等民间器物上的图像，并对其进行了分类整理，建成了一座非语言文字的民间器物图像数据库。
五、首席专家简介
傅修延，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叙事学相关著作有《讲故事的奥秘》（1993、2020）、《先秦叙事研究》（1999、2007）、《叙事：意义与策略》（1999）、《文本学》（2004、2005）、《中国叙事学》（2015、2016年中文版，2020年斯普林格出版社英文版）和《听觉叙事研究》（2021）等。专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专著《中国叙事学》和论文《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二等奖与三等奖，论文《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主持完成过五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重点与重大各一），七次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