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合作模式与成长路径研究”结项获结项优秀

来源:社科规划办  发布日期:2022-09-20 09:09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合作模式与成长路径研究
       批准号:18BJY181
       所在学科:应用经济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彭继增(南昌大学)
       研究时间:2018.06-2022.05
       最终成果:《“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合作模式与成长路径研究》
       代表性论文: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03期;
      2.《促进抑或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东岳论丛》2019年06期;
      3.《文化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0年17期;
      4.《金融集聚、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武汉金融》2020年02期;
      5.《O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助力抑或阻力?》,《金融与经济》2019年04期;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04期;
      7.《地区信息化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工业技术经济》2019年08期;
      8.《金融发展视域下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对专业市场发展的门限效应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二、研究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闭幕词中指出中国“愿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这对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正推动全球再平衡,作为对外开放重大决策的“走出去”战略转型升级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我国“走出去”战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品“走出去”,1979年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主要涉及对外货物贸易,以此推动我国产品快速融入国际市场;第二个阶段是企业“走出去”,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由此掀起了中国企业以投资建厂为主要形式的对外投资热潮;当前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即园区“走出去”。园区“走出去”是指企业以“联手合作”“集群方式”通过海外园区进行对外经贸合作。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相比,新阶段企业在降低投资风险,整合竞争力、争取最大优惠力度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然而,园区“走出去”相关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停滞于描述表征而缺乏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园区发展模式理论探索。系统性的理论研究缺位会导致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的探索时间成本增加、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现实问题。为此,本课题建立了立式理论框架:从纵向发展时序分析园区“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差异性特征及阶段性特点;从横向空间布局分析四大类型海外园区各自的主体产业、布局区域、发展现状等,研究四大类海外园区合作模式选择的内在规律。
       由此,本课题通过比对“一带一路”海外园区与一般经济开发区的差异、比对“一带一路”海外园区与国内产业园区的差异,揭示“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产业集群、合作系统的海外园区实现良性循环累积效应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四大类海外园区合作“中国”模式方案。此外,本课题构建出“三位一体”(C-C-O)耦合互动系统,不仅创新了相关领域研究视角,也优化了海外园区成长路径。本课题所得致力于为国家、地方及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参与海外园区建设提供整体性指导、方向性把控、针对性施策。

       三、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一)“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演进过程与现状分析
通过对“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将园区走出去划分为三个时段,分别是探索起步期、调整发展期和加速发展期,进一步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探析海外园区发展特征。同时,根据主导产业的不同对园区进行分类,解析不同类型园区的发展特点。并且梳理出“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现有合作模式,深入剖析新时期园区合作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
       1.从园区走出去发展历程和现状研究中发现: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能加速园区走出去,同时在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振兴区域经济、对接双边战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现阶段园区走出去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对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
       2.从园区走出去空间布局和类型划分研究中发现:“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分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具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主要集中在亚、欧、非地区;现有海外园区主要类型划分为海外农业园区、海外工业园区、海外服务业园区和海外综合型园区,中国海外园区建设以多主体参与开发、多产业混合经营对“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独特发展模式,开创了“园中园”模式、“两国双园”互动模式、“三区联动模式”园区走出去新模式。
       3.新时期我国园区“走出去”主要面临营商环境、疫情冲击和融资乏力的风险与挑战。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海外园区合作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基于生产要素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海外园区内在互动关系为切入点,针对不同类型海外园区构建数学模型,探讨海外园区协同合作等内在动力、形成过程及其本质特征。进一步探究园区走出去对各国经济发展、双边服务贸易的作用机制,把握各要素的内在联系。
      1.在研究海外农业园区方面:以海外农业园区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基于博弈分析法探究园区内政府、企业等多方互动合作内在机理,并以Verhulst建立的数学模型为基础,构建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型探究园区运行过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建设使各国农业企业通过资源整合、产业互补协作,使各方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升。
       2.在研究海外工业园区方面:构建区域价值链理论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主体对一般均衡求解分析产业升级的路径,同时选用中心-外围国际经济合作理论模拟工业园区“走出去”后企业是否入驻园区的决策过程,并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通过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市场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三大条件限制,推导索洛模型的扩展模型。
       3.在研究海外服务业园区方面:在服务效用价值理论、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修正和扩展了博格斯(1990)提出的H-O-S模型,阐明不同国家的服务型企业如何选择生产经营模式,以此获得或维持自身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其次,通过Losch(1954)提出的不同群体互动关系的数学模型,将国内外服务型企业间的平均距离引入分析框架,并假设服务业园区选址以人才吸引成本最小化和地价租金最小化为原则,揭示企业集聚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及内在机理。
       4.在研究海外综合型园区方面: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且每个国家只存在两个工业部门,对促进“一带一路”推进我国综合型园区“走出去”作理论分析,发现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融合度、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降低企业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对临界边际成本。同时,借鉴Duval et al.(2016)提出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指数测算方法,对2010-2020年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动性进行测度,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现价美元GDP指标计算经济联动“拟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建设能深化我国与沿线各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一带一路”推进中园区走出去的合作模式分析
       针对海外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服务业园区和综合型园区,建立指标体系对园区走出去对合作潜力、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不同类型对典型合作园区进行案例分析,深入解析合作各方选择各种模式的依据,以客观反映现有合作模式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借鉴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海外园区合作“中国”模式。
       1.“一带一路”沿线可以成功布局海外农业园区合作“中国”模式:立足于波斯顿矩阵模型思想,对“一带一路”推进中海外农业园区合作模式进行选择,研究发现:第一,从长远来看,我国与乌克兰、俄罗斯的农业合作潜力较大。第二,我国与阿尔巴尼亚等18个一类国家有较好的农业合作环境,而与泰国等14个二类国家的农业合作环境处于劣势。第三,针对俄罗斯等10个Ⅰ类沿线国家应采取深度战略合作模式,坚持“一区多园”的发展思路;对阿尔巴尼亚等8个Ⅱ类国家应选择按需推进合作模式,鼓励大型企业独自建设园区或与当地知名企业强强联合;对泰国等8个Ⅲ类国家应注重政府推动,引导多企业抱团“走出去”;对克罗地亚等6个Ⅳ类国家应选择加强交流合作模式,引进有经验的开发商进行专业园区开发。
       2.“一带一路”沿线可以成功布局工业园区合作“中国”模式:通过构建工业园区“走出去”发展动力机制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各个指标的权重,整体测度结果显示外部环境对工业园区建设的发展没有明显影响,而“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园区“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8-2020年27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说明我国工业园区“走出去”对东道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同时,选取2008-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海外工业园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发现我国工业园区“走出去”对国内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选取泰中罗勇工业园区、越南龙江工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区三个海外工业园区合作模式案例分析区位选择、开发主体、管理架构、运营服务等方面的经验。
       3.“一带一路”沿线可以成功布局服务业园区合作“中国”模式:通过构建服务业园区“走出去”的动力机制指标体系,得到各个指标权重赋值,直观呈现出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资源互补、文化互补对园区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进而设定贸易引力模型实证设立海外服务业园区对东道国的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设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业投资对中国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和人均GDP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科学技术则表现为抑制作用。通过选取吉布提国际自贸区、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三大海外服务业园区作为案例,分析发展现状、管理运营模式、存在问题。
       4.“一带一路”沿线可以成功布局综合型园区合作“中国”模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综合型园区“走出去”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总体状态越来越有利于我国综合型园区“走出去”。进一步选取2010-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设有综合型产业园区国家的面板数据,设定双向固定效用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而言,综合型产业园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最后,将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托管模式分析对象、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作为股份合作模式分析对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作为政府机构间合作共建模式分析对象,探究我国海外综合型园区合作模式发展态势。
       (四)“一带一路”推进中海外园区的成长路径研究
       研究发现产业集群(C)、合作系统(C)、海外园区(O)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结合的有机统一系统,即“三位一体”(C-C-O)耦合互动系统。该系统的多重邻近性特征使“一带一路”海外园区比一般的经济开发区具有多方面优势。在耦合互动条件下,C-C-O耦合互动是一个动态循环累积的过程,具有自增强效应和报酬递增的效能,能驱动海外园区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
       1.基于C-C-O耦合互动培育初创企业的孵化活力、培育中小企业的加速发展能力、培育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竞争能力,以形成企业“三段式”成长路径。
       2.在C-C-O耦合互动合作系统中可搭建高端要素聚集平台、独立创新科技平台、投融资服务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四大平台,以形成更为高效的合作系统。
       3.基于C-C-O耦合互动培育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五大转变路径包括:由一般向特色转变、由“扎堆”向分工协作转变、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由个体和组织内部学习向集群学习转变、由生产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五)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园区合作共赢的政策建议研究
       根据研究结论,分别基于海外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服务业园区和综合型园区四大类型,提出政府要设计好顶层规划蓝图,强化战略与政策对接,建立协调机制,搭建多维度服务平台;园区要明确产业定位,编制好发展规划,打造全产业链条体系,优化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企业要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选好国际化人才队伍,提升跨国经营综合实力。政府、园区和企业协同发力,促进我国海外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四、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一)学术价值
       1.本研究基于博弈分析方法考察了海外农业园区合作的理论框架,基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指数测算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
       2.本研究将海外园区类型精简划分为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服务业园区、综合型园区,并且探究了不同类型园区“走出去”的发展动力机制,拓展了目前关于国际区域开发和产业布局的研究。
       3.本研究从次区域视角探索更具实际操作价值的分阶段、内质化、差别化的园区合作模式和成长路径,完善了产业集群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应用价值
       1.结合众多海外园区建设经验,通过对不同类型园区现有合作模式和发展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为各国建设海外园区贡献“中国”智慧。
       2.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之上,创新“一带一路”推进海外园区合作模式与成长路径,有助于探索“中国”模式。
       3.提出了改善海外园区建设宏观指导与管理制度、推进海外园区立法、构建区域联合治理模式、创新投融资模式等具有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的海外园区发展“中国”方案,有利于促进海外园区发展的制度创新。

       五、作者简介

       彭继增,经济学博士,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通讯评审专家,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决策咨询专家,江西省政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江西省第三届省情研究首席专家,江西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江西省现场统计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南昌大学“三百人才工程”“香樟英才”。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多篇咨政报告获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出版学术专著3部,在《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项。

(编辑: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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