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江西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来源：社科规划办 发布日期：2024-09-02 15:09
把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江西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追思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智慧共识，8月26日，江西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现摘发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原主任 罗平汉
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同志既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也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奠基者，改革开放是他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词，都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但他赋予这两个词以全新的内涵与意蕴，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此，改革开放不但成为人们时常提及的熟词，更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出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比如，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协调；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搞无谓的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三者的统一中不断前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等等。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总结出的简明扼要又意味深长的重要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命题，是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民的认知里。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中国人民的才智和潜能，广泛调动了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充沛的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深刻改变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面貌。
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蒋永清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邓小平同志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是调整中日、中美、中苏等大国关系，为中国充分发挥有影响力的大国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大国关系的调整，使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日益扩大，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外部环境逐步形成。同时，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是领导党和人民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同时，中国这条“新路”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是抓住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四是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这一构想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五是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党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
正是由于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党才能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彰显党在经历改革开放的考验后，培育起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显著能力。
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郭建宁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相连、一体推进的。
事非经历不知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他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之家”、“三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常用“小康之家”“小康社会”这样富有中华文化底蕴和彰显中国特色的话语来指代“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表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更加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小康社会”的提法让老百姓可感可知可行；二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第一个一百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摆脱贫困到达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中国式的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三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体部署，我们要学习好落实好全会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谱写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辉煌。
邓小平的改革观及其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 杨凤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于改革的认识至关重要，一言以蔽之，“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其中有两层意蕴，一是从眼前看，不搞改革就无法摆脱当年贫困落后的面貌；二是从长远看，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同志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实现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认识改革，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明确了一以贯之的立场和原则。
改革在中国始终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展开，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对此，他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从思索社会主义优越性破题。思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体现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生产力发展和更好的民众生活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过去的某些治国理念、路线和方针政策，这就是改革，“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认识，鲜明地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一原则问题。
改革开放作为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公式或成熟的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信马由缰，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改革方法论方面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内容。比如，把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大胆试与稳步推进、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鼓励先行先试”和“不争论”“允许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改革结合起来；等等。
进入新时代，在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改革方法论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论，尤其是在正确处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等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改革方法论上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出现”及其伟大意义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商志晓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经历和一生业绩中，有一系列“出现”。他较为重要的“出现”，发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12月，他“出现”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82年9月，他“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阐明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中英双方最后签署联合声明奠定了基础；1984年10月，他“出现”于天安门，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并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首都各界群众游行队伍，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1992年1月至2月，他“出现”于南巡途中，发表了令国内外瞩目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予以系统总结，阐发了一系列精辟论断，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深化发展。
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甚至是扭转乾坤、匡扶大势的角度看，邓小平同志“出现”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历史转折之中，“出现”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时，“出现”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于探索解决新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里，“出现”于中国顶住各方压力、勇敢担负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努力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这一系列重要“出现”，尤具关键性和根本性。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并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的巨大贡献，充分评价他的历史地位，认真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刻启示意义。
邓小平与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向晓梅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40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把“没有经验”变成“先进经验”，把“没有先例”变成“成功范例”，借助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实现了工业规模快速扩张的“深圳速度”，更通过持续的工业化深化创造了“深圳效益”，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演变，为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1978-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指导下，我国经济特区进入依靠比较优势启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特区利用毗邻港澳台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充分发挥低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通过“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特色模式形成了以对外加工贸易为主的“轻型、外向”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稳步起步。到1992年，深圳出口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5.4%，“三资”企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2.9%，初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日用化工等为支柱工业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1993年以后，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进入以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过前期打下的工业基础和必要的资本积累，经济特区顺应比较优势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腾笼换鸟、筑巢引凤”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引入了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特色创新模式，逐步发展壮大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逐步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产业崛起成为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探索出的“深圳模式”成为引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邓小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时代价值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李志萌
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了当代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历程上具有积极意义。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提出了保护和修复森林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协同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资源合理开发与节约利用，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将生态环保事业的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丰富和完善的，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这一思想蕴含着广泛动员的全民性，他号召全体人民参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他还明确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此外，他还强调通过制度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步伐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对于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以制度化法制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形成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基本框架构建的开创性贡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钰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基本国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使中国主动融入现代化浪潮，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1979年1月，他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同年3月21日，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的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把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用小康社会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通过把“小康”同“现代化”结合起来，使二者在互嵌中展开为伟大社会革命的实体内容，既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出场与展开提供了实践空间，也赋予了小康社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向。
邓小平同志指导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和文明图景更加具体，彰显着党的战略定力和守正创新的品格。
邓小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并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本质性环节进展到对整个规律性体系的把握，从社会主义方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和平发展等方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
（编辑：洪冰）
把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江西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追思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凝聚智慧共识，8月26日，江西省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现摘发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原主任 罗平汉
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邓小平同志既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也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奠基者，改革开放是他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改革”与“开放”这两个词，都不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但他赋予这两个词以全新的内涵与意蕴，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从此，改革开放不但成为人们时常提及的熟词，更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总结出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比如，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各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合、协调；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搞无谓的争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三者的统一中不断前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等等。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总结出的简明扼要又意味深长的重要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重大命题，是邓小平同志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已经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民的认知里。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中国人民的才智和潜能，广泛调动了人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充沛的活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深刻改变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面貌。
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蒋永清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邓小平同志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是调整中日、中美、中苏等大国关系，为中国充分发挥有影响力的大国作用奠定坚实基础。大国关系的调整，使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日益扩大，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外部环境逐步形成。同时，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是领导党和人民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历史和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同时，中国这条“新路”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是抓住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四是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这一构想在实践中首先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
五是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党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
正是由于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党才能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彰显党在经历改革开放的考验后，培育起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显著能力。
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郭建宁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相连、一体推进的。
事非经历不知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内乱后的中国，经济濒于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他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之家”、“三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有力推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创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常用“小康之家”“小康社会”这样富有中华文化底蕴和彰显中国特色的话语来指代“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表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更加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小康社会”的提法让老百姓可感可知可行；二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第一个一百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摆脱贫困到达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中国式的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三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总体部署，我们要学习好落实好全会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谱写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辉煌。
邓小平的改革观及其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 杨凤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对于改革的认识至关重要，一言以蔽之，“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其中有两层意蕴，一是从眼前看，不搞改革就无法摆脱当年贫困落后的面貌；二是从长远看，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同志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实现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认识改革，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明确了一以贯之的立场和原则。
改革在中国始终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展开，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对此，他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从思索社会主义优越性破题。思索的结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体现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生产力发展和更好的民众生活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过去的某些治国理念、路线和方针政策，这就是改革，“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认识，鲜明地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一原则问题。
改革开放作为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公式或成熟的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信马由缰，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改革方法论方面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内容。比如，把解放思想、“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大胆试与稳步推进、及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把“鼓励先行先试”和“不争论”“允许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改革结合起来；等等。
进入新时代，在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改革方法论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论，尤其是在正确处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等方面，鲜明地体现了改革方法论上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出现”及其伟大意义
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商志晓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经历和一生业绩中，有一系列“出现”。他较为重要的“出现”，发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12月，他“出现”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982年9月，他“出现”于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阐明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中英双方最后签署联合声明奠定了基础；1984年10月，他“出现”于天安门，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并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首都各界群众游行队伍，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1992年1月至2月，他“出现”于南巡途中，发表了令国内外瞩目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予以系统总结，阐发了一系列精辟论断，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深化发展。
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甚至是扭转乾坤、匡扶大势的角度看，邓小平同志“出现”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历史转折之中，“出现”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时，“出现”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于探索解决新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里，“出现”于中国顶住各方压力、勇敢担负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努力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的这一系列重要“出现”，尤具关键性和根本性。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并创造出来的伟大人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的巨大贡献，充分评价他的历史地位，认真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刻启示意义。
邓小平与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向晓梅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40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把“没有经验”变成“先进经验”，把“没有先例”变成“成功范例”，借助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实现了工业规模快速扩张的“深圳速度”，更通过持续的工业化深化创造了“深圳效益”，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演变，为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化深化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1978-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指导下，我国经济特区进入依靠比较优势启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特区利用毗邻港澳台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充分发挥低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通过“三来一补”“前店后厂”特色模式形成了以对外加工贸易为主的“轻型、外向”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实现了工业化稳步起步。到1992年，深圳出口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5.4%，“三资”企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2.9%，初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日用化工等为支柱工业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1993年以后，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进入以竞争优势逐步形成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过前期打下的工业基础和必要的资本积累，经济特区顺应比较优势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腾笼换鸟、筑巢引凤”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引入了资本、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制造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特色创新模式，逐步发展壮大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逐步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型产业崛起成为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深圳经济特区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探索出的“深圳模式”成为引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邓小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时代价值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李志萌
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了当代中国环境政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历程上具有积极意义。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提出了保护和修复森林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协同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资源合理开发与节约利用，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将生态环保事业的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渐丰富和完善的，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这一思想蕴含着广泛动员的全民性，他号召全体人民参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他还明确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此外，他还强调通过制度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步伐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对于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以制度化法制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形成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基本框架构建的开创性贡献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钰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基本国情出发，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使中国主动融入现代化浪潮，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1979年1月，他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同年3月21日，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的3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把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探索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用小康社会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他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通过把“小康”同“现代化”结合起来，使二者在互嵌中展开为伟大社会革命的实体内容，既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出场与展开提供了实践空间，也赋予了小康社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向。
邓小平同志指导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新“三步走”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和文明图景更加具体，彰显着党的战略定力和守正创新的品格。
邓小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并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本质性环节进展到对整个规律性体系的把握，从社会主义方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和平发展等方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
